吕建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自80年代末引入我国以来，给我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者了解国际学术动态提供了资料和数据来源，也打开了一条对外传播学术成果的通道，对我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SCI论文从科研成果的一个表征手段，逐步演变成为学术评价、职称评定、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核心指标，并脱离了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阶段和科技成果的内涵属性，使得科研工作者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及相关指标的不良风气，反而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的质量和迈向科技强国的步伐。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对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推动建立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的评价体系，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从宏观视角，现行我国科技发展需关注的问题可归纳为十二个字：一对矛盾：我国的论文数、论文引用数、专利数等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创新能力却处在二十位左右；两个软肋：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鲜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个偏差：价值偏差：把帽子和论文等手段当作目标来追求；行为偏差：浮躁与功利倾向；从而导致了“SCI至上”和“五唯盛行”现象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最为关心的矛盾和软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全面转型阶段：彻底改变文革中不重视科技的问题，推动了科学春天的到来，科技创新走向国际舞台；二是大规模发展阶段：科技创新体系架构全面建立，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许多科技指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三是高质量提升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吹响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角；

在此意义下，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经要求科技进入高质量提升阶段，而现行评价体系却仍然处在大规模发展阶段，跟不上新时代科技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要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为评价体系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其深刻内涵就是强调科技评价要回归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本原，要把科技人员从不合理的评价体制中解放出来。

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作为基本遵循，充分认识到评价体系改革的全局性、过程性、及复杂性。这需要从全局的视角谋划“破”与“立”问题。

首先，需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四个自信的高度，搞清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及其在各个层次（纵向）、各个类别（横向）的特色化落地的方式，形成国家战略与需求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特色化落地方式；

以此为基础，系统探索与回答“创新驱动！如何驱动创新？科技驱动！如何驱动科技？人才驱动！如何驱动人才？改革驱动！如何驱动改革？领导驱动！如何驱动领导？”问题链条的答案，采取区间思维、相机调控、定向调控方式逐步推进科技发展进入新时代的新常态：从“类GDP式”的速度提升转为以“内涵升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为特征的科技新常态。

其次，以价值导向与评价体系协同转变为主线，动态平衡与兼顾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统一与分类、现在与未来、传承与创新、主观与客观、能力与结构、转型与结果、内涵与指标、目标与手段、规模与产出”等十大关系，从评价体系与执行环境两个层面抓落实，以对机构评价的转变来带动对个体评价的转变。

各个层次均需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给下层次个性化发展提供发展空间，力戒出现“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

第三，在评价体系逐层、逐类别的具体建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以下几点：走自己路与学别人结合，走自己路为主；做正确的事与正确的做事结合，强调做正确的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强调价值理性；做转型事的态势与结果结合，态势优先；内涵特色与规模效应，内涵特色优先。

我们要从新时代国家与单位战略发展的视角理解“科创创新，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评价”等事物本原的本质内涵、重要外延、度量方式，让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等回到其在各种事物场景中度量方式的辅助手段的位置，努力破除用“新唯”替代“旧唯”的思维怪圈，在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背景下，从多个视角探索从事物本原的本质内涵、重要外延、度量方式中发展出各种个性化的科学的评价要素及其组合方式，从而建立起与新时代科技发展新需求相适应的科学的评价体系。

基于上述思考，结合南京大学的办学实践，我们认为，“SCI至上”与“五唯”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单采取“降唯”或用“新唯”替代“旧唯”方式改变“SCI至上”和破“五唯”通常只能治标，难以治本，需要在新时代新阶段的转型发展过程中探索治本之道。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从内涵立的视角思考指标破的方法，从全局立的视角思考局部破的方法，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思考破到立的过渡，从正本清源的视角回归内涵与度量关系，从统一多元的视角推动院系学科科技本原的回归。

我们的实施途径是，用“一个明确”、“四个转变”、“三个还原”、“三线叠加”的“立”来推动南京大学 “聚力内涵式发展，着力高质量提升”，从而探索与实践更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科学的评价体系。

所谓“一个明确”就是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努力破解“人类何去何从”、“民族振兴之梦如何实现”的时代之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究“大学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本原问题，以适应、支撑与引领新时代的人才培养为核心，重新思考大学的定位、内涵、精神、文化、结构、功能等等；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支撑和引领大学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迎接新时代的新挑战，成就新时代的新一流。

所谓“四个转变”，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要求，以“聚力内涵式发展，着力高质量提升”为价值导向，用“人才培养新体系、科学研究新模式、队伍建设新机制、学科建设新生态、开放办学新格局、治理体系新抓手、基础支撑新拓展、师生感受新提升”为表征的大学发展新范式来引领四个转变：“转变发展模式、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管理方式、转变做事方式”；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空气，优化学术生态。

所谓“三个还原”，就是以“一个明确”为主线，以大学发展新范式为指导，以“四个转变”为抓手，还原相关指标，如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所关联事物，如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队伍建设等的本质内涵，重要外延、度量方式，在还原过程中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和服务贡献等，使各种指标回到其在各种事物场景中度量方式的辅助手段的位置。

所谓“三线叠加”：就是将度量方式的视角从只强调结果到强调结果与强调过程相结合，对评价要素转变为“卓越引领、转型提升、指标绩效”三线叠加，进而提出评价的新要素，如模式、机制、方法、效率、绩效、层次等，及其科学的组合方式，以此作为传统评价方式的替代路径。

作为创建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南京大学，科学研究是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和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国士风范和科学家精神也是构成和滋养大学文化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的科技创新历经了从倡导科研成果国际评价、到强调科研成果质量、再到以问题导向做原创科研的不同阶段。

当前，南京大学正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自主分类实施“科技创新十百千工程”和“卓越研究计划”，开展有组织科研，持续探索以基础研究为根，向创造技术、成果转化延伸拓展的“三位一体原创驱动式”科学研究新模式，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南大力量。

当然，评价体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全局过程，南京大学也只是进行了初步探索，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科技工作者们一起努力，真正实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科学境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科技强国之梦贡献高校力量。

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校长

近年来，学术圈内过于看重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风气，导致很多科研人员将大量精力及资源花费在指标的追逐上，虽然获得了好看的指标甚或排名，但却导致学术偏离目标，造成了极大的智力和资源浪费。

各界的抱怨和呼声导致教育部联手科技部发布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

然而，要想遏制或扭转“SCI至上”的局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济于事，这一顽疾的根治需要系统性方案。

“SCI至上”的病因虽然很多，但目前我国科教资源配置体系是根本原因。尽管已经讨论和改革多年，但目前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以各种“项目”“工程”为引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使得大学校园失去了应有的宁静，领导者和教授也很难静心于教学研究，而是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各种“工程”及诸如SCI类指标的追逐中。

因资源配置过分倚重名目繁多的工程和项目，而其筛选有赖于容易操作的简单指标，从而诱致教育与科研活动的扭曲，造成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连“以人为本”“回归教育本质”等天经地义的事情，都不得不由主管部门号召和推动，而且效果不佳。

认真观察当下的高校状况，在全球教育重塑的大好时机面前，各高校本应不失时机地探索适应未来需求和社会环境的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和社会创造终生学习机会，以及搭建线上线下结合的更有效教育环境，为提升人们生活乐趣和生存价值营造更有吸引力的人生体验新生态。

然而，由于资源配置和评价体系驱使，大家却在不遗余力地制造甚至包装那些指标，以为学校争取资源、获得某种名头或更好的排名。坦率地讲，因陷入这种竞赛机制中，80%以上的大学领导和教授们在努力地做着他们明知道不对的事情。

要改变这种被锁死的无奈状况，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放弃以各种“项目”或“工程”配置资源的基本逻辑，针对研究型、教学型、职业教育等不同定位，根据其大学类型、性质、规模等，形成比较科学、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并根据学校运行情况持续修订完善。

没有了那些不合理的“指挥棒”，校领导和教授们便无需再整天填表、“沟通”“跑动”争取资源。假以时日，大学便可慢慢恢复应有的宁静，校领导和教授们便有可能静心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情。

对国家重大工程问题，可通过竞投标方式吸引各种有潜质的科技资源合作攻关；对于企业所需解决的难题，可经由市场竞争吸引有强大的科技力量予以解决。这样，不仅不会因各类名堂扭曲大学和教授的行为，反而使大家聚焦于自己的研究，一旦有机会，便有用武之地，大学和科学家的活力也会得以充分释放。

论文确实是大学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体现，SCI、论文数量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虽能体现科研产出，但其质量却无法简单靠指标度量，同行评审可能是一个绕不过的基本评价方式。

但就我个人观察和经验来看，在过度的指标追随环境下，科学家的职业精神被侵蚀，在同行评议过程中过分关注数“数”（各种指标），或寥寥数语敷衍了事，更有甚者还找关系影响评审，从而使同行专家的判断价值大打折扣。

观察国际同行评审经验，我发现最大的差异是职业精神。绝大多数国际知名学者在同行评议时都会认真对待，并给出比较客观、合理、严肃的评价结果。例如，教授晋升，不仅会关注被评审人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更会关注其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学术成就、未来潜力、学术领导力、指导博士生的经验，以及国际学术圈的地位等。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我经常被问及你们怎么应付各种各样的评估问题，如何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其实，我们从办学伊始，就努力排除各种影响，探索一种适合未来的教育，所以“以学生为中心”，专注和静心于教育探索是我们的立校之本。对于教学与科研关系，就是“教学为生，科研为升”。育人是学校和每位教师的核心业务，是决定其生计的大事。按照个人兴趣做好科研是学者职业生涯的内在动力，因为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成就获得国际学术圈子的认可，如此才能得以提升。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学者的职业精神问题。

当前学术生态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助长浮躁风气。但放眼未来，如果我们真想拥有一个有意义和价值、受人尊重的学术人生，更要求每位高校教师要力戒急功近利、围绕数字指标打转，遵从自己的内心，崇尚科学精神，回归教育本质，坚守学者原则，享受尊严人生。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系统性地扭转“SCI至上”的局面，需要在资源配置体系上动大手术。当然，校领导和教授们不能等待手术结束后再行动，因为即使在当前学术环境下，仍有很大改进空间。这需要大家拿出一点勇气，听从内心、无问西东、敢于独立思考、大胆突破，智慧地走出一条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中国科学报》记者计红梅采访整理）

席酉民（来源：西交利物浦大学）

郭东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校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SCI论文已从八十年代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如今的燎原之势，提升了中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加强了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SCI论文发表数量、引用频次、影响因子等核心指标也广泛地植根于各类学术评价中，以致形成了“SCI”论文崇拜。

为了扭转这种势头，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其目的就是破除“SCI至上”，使学术评价回归正确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科学活动的本质和目标是发现未知世界的规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知识体系，其评价标准是真理性。而技术开发的本质和目标是发明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手段和工具，其评价标准是效用性。论文和学术期刊是两类活动的重要成果形式和载体，用SCI论文发表数量、引用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作为学术评价的核心指标，实质上是偏离了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本质追求，异化了学术初心。

首先，“SCI至上”导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三类不同科学活动的评价同一化、同质化。我国已经形成了无论从事哪类科技活动，学术评价中必有“SCI”论文指标的风气，否则就“不够学术”。这就使得许多科技资源的配置不是以解决科学问题为导向，而是变成了以发表SCI论文为导向。

其次，“引用频次”在学术评价中的简单使用，往往容易淹没或模糊真正的学术贡献，同时也容易引发对引用频次的功利性追求。学术研究中的“引用”行为应该是自然发生的，通常被引文献在论文中会出现在前言、综述、文中、结尾等不同位置，引用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内容会被赞赏和肯定，有的会被质疑甚至批判，有的只是被提及。“引用频次”在学术评价中被简单使用，往往是造成许多研究者学术价值迷失的真正原因。

第三，“影响因子”是期刊的评价指标，用来衡量论文质量和价值就相当于“雾里看花”。期刊只是论文的载体，期刊的影响因子仅能说明论文发表在一个什么样的学术载体上，只能辅助说明其潜在影响力，如果用来证明论文的质量或价值，就是对“影响因子”的滥用。更何况“影响因子”学科差异性很大，用“影响因子”来评价个人的学术水平或者作为区分学科发展优劣的重要维度是对定量科研评价的扭曲。SCI创始人和影响因子的提出者加菲尔德教授曾经在多个场合不断提及，其创建的初衷是促进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不赞成用来做学术评价。2009年，他受邀参加我校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就明确表达了上述观点。

本次印发《意见》的目的不是不要SCI论文，而是表达了学术评价改革的立场，要破除“SCI至上”，正本清源，让广大科研工作者回归学术初心，共同营造优良的学术生态。那么，后续该如何改进呢？

一是要用好以“Web of Science”为代表的国际知名学术数据库，让这些学术大数据为我国科技发展赋能助力。

SCI及相关数据库承载了人类众多具有代表性和优质的知识成果信息，具有很高的科技情报价值和科学技术认知价值。与其他数据库相比，其最显著的特点和优势是有引文信息。而追溯引文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引用极性，从而建立论文评价的微观机制，避免过去的用简单被引频次做评价的弊端，为人才选拔、人才学术评价开辟新的考量途径。

另外，2016-2018年，在我负责的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制造工程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展、竞争态势及我国的对策”的研究过程中，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团队就是以283万篇ESI期刊数据、722万篇EI数据和350篇专利数据为载体，运用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以及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国际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四个领域的研究前沿竞争领域与热点、重要代表性人物与机构等进行了定量研究。

与依赖专家的主观判断相比，依托学术文献的研究有助于知晓国际同行的科研动态，能够更客观地再现科学概念的起源及演化路径，有利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引文分析能够揭示科学技术知识之间的联系及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重要学术领域和关键核心知识，特别是期刊文献与专利文献的互引，帮助我们更好理解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机制，为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定量依据。

二是立足需求、回归初心，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践行者。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要求“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应有二层含义：

一层是要求科研工作应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应该尽量从应用研究引发的基础科学问题着手，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高度来开展科研工作；

第二层是处理好研究选题与成果发表的关系，对与我国发展需求密切的论文要首先考虑在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容易看到、能够看懂的杂志发表。论文发表不应将一流成果在第一时间投给国际期刊英文发表，而将二流或不入流的成果投向国内期刊发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论文，如果同时将其核心内容以合理的方式用中文发布，让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看到，也许会极大地促进相关研究的进程，减缓疫情蔓延的程度。

三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评价方法、指标和工具体系。

“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是《意见》确立的改革方向。需要我们从如下三方面考虑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论文评价方法、指标和工具体系：

第一，要按照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从知识、时间和价值三个维度构建学术评价体系。从知识维度看，评价体系应体现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等不同类型科研活动及不同层次科技知识的差异性，体现不同学科领域知识成果的差异性；从时间维度看，评价体系应体现知识的生产、传播、转化运用等不同过程中，随着时间变化其作用及影响的差异性；从价值维度看，应根据评价的目的不同，从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市场价值等不同价值角度，构建学术论文评价体系。

第二，促进学术期刊评价与学术论文评价协同转向，构建既有利于中国学术繁荣，又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打破一味效仿SCI期刊评价体系的局面，合理吸收国际期刊办刊的先进做法，构建一套符合中国价值取向的期刊评价方法、指标及工具。应加强顶层规划、合理布局，办好中文、英文两种语言的学术期刊，吸引国际优秀学术成果在我国主办的中英文期刊上发表，不仅让更多的中国人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知晓最新的学术进展，而且让“中文期刊”和“中国声音”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据重要一席之地。

第三，积极应对已经到来的学术评价范式的转变。我们正处全球科研模式从传统封闭或半开放的研究和交流范式向数据驱动的更开放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转变的时代，开放获取这一新的传播交流模式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响应和推崇，以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科研社区已经崭露头角，科研评价民主化或许成为未来论文评价的重要方式。对此，我们应该尽早研究、及时布局并加以实现，这不仅能够促进我们的科研成果居于国际前列，而且能帮助我们在科研成果交流、传播的平台上牢牢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郭东明（来源：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网站）

本文综合自南京大学新闻网、《中国科学报》（2020年3月3日第7版）、大工新闻网。